阅读提示：1981年，职称仅为讲师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道玉说：“我本不想做官，也就不怕丢官，那么，就不会为保官而前怕狼后怕虎了。”他首创并推行的一系列高教改革，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都为全国瞩目，从而使武汉大学成为当年的教改先锋。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校长路石，原型就是刘道玉。

1988年，刘道玉被突然免职，他像谜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本书是刘道玉在沉默16年后第一次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

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当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

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真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教学中的一切也让我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调干生，一名是个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一个就是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关，二是学习关，三是身体关。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

1954年冬天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当年的一道风景线

                               (2005-11-08 06:34:51)

正当我在有机氟化学研究领域艰难地跋涉的时候，一个让人又喜又惊的消息传来，学校再次决定选派我去苏联留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校的要求，除了政审、体检以外，还必须接受基础俄语的考试。所幸的是，这三关我都顺利地通过了，“香港脚”再也没有成为我留苏的拦路虎了。

在填报留苏学习计划时，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抡先生，请他为我研究方向的选择拿主意。他说希望你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学习，它是世界上研究元素有机化学为数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扬茨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机氟化学的权威之一。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见，填报了我的留学计划。

随后，学校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里去接受短期俄语培训和出国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

尽管赴苏留学能否成行尚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于是，我和未婚妻高伟商量，在我去北京留苏预备部之前，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因为我们都已超过了结婚的年龄。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在1961年元旦。那时结婚完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张结婚证，举行一个类似于茶话会的仪式就行了。其时正是困难时期，按规定凭结婚证只能购买两斤用麦?糖做的黑色糖球，区区数量根本招待不了宾客。我的同事很为难，他拿着已签字购买过糖的结婚证，在黄昏时再次到供销合作社。他略施小计，用手指捏住了签字的地方，售货员没有看出有诈，又签了一回字，所以又购得两斤糖。我们俩又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了十几斤白萝卜，煮了一锅萝卜汤。这虽不成敬意，但当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们，能喝上一碗萝卜汤，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应付了那个喜庆的场面，我如期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紧张而又十分艰苦的培训生活。

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每天我们都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肉食1斤，鸡蛋1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应也是限量的。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时间的困难。12月中旬，培训任务结束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俄语读、听、说、写四项成绩均为5分结业。

考试后，留苏预备部领导宣布：“鉴于中苏关系恶化，苏方至今对我派出留学生计划未作答复，因此大家回原单位边工作边等候通知，一俟苏方的通知来了，我们会马上通知你们的。”但是，我却被留了下来，成了那一批人中惟一的幸运儿。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不足半个月，我甚至连回家省亲的时间都没有。妻子高伟只得赶到北京为我送行。

出国准备工作，主要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制作几套礼服。那时国内生活水平很低，只有出国留学生才能穿得上由国家配给的毛料衣服。按国家标准，每位公费留苏学生可以配制一件带毛领和丝棉胆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个帆布衣箱。我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定做，因为在学院的仓库里，堆积了过去多批预备生定做的衣服———他们由于苏方取消了派遣计划而滞留下来。我被告知到仓库里去挑选和试穿。尽管那些衣服也是新的，但尺寸和颜色毕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鉴于国家经济困难，也只能将就了。

                            (2005-11-09 07:14:54)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中苏两党的论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也影响到留学生的学习与安全。我们留学生订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我们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的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我们的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

当时，我是党支部书记和留学生会主席，决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全国总工会于1962年4月30日晚，在工会的圆柱大厅召开了庆祝招待会。应邀的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有关国家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各国留学生的代表。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了。我做了在会上发言的准备。

主持人在致辞中大谈“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但我抑制住焦急不满的情绪，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人，要求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向苏联工人阶级表示兄弟般的节日祝贺。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我首先对会议主席安排我发言表示了感谢，向苏联的工人兄弟和在座的各国朋友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接着，我着重就和平共处阐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我的发言，当然引起苏方官员们的不快，但是却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1963年6月28日下午4时，我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负责人刘天民同志突然来到我的实验室。他带着急促的口气说：“情况十分紧急，你现在已不能再回宿舍了，请带上身边有价值的资料马上跟我到大使馆去。”我意识到出事了。我问：“要不要向导师或研究室的人打个招呼？”他说：“不必了。”

到了大使馆，我被径直引到潘自力大使的办公室，他已在那里等候我了。他起身上前握着我的手说道：“昨天，苏联外交部已照会我方，宣布了5位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中有你，苏方限定你们48小时离境。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寸步不能离开大使馆，准备后天回国。”接着，潘大使把苏方6月27日的照会递给了我。

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在苏全体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与抗议，留学生代表纷纷赶到大使馆，向我表示了慰问。事后，我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的同学集体来到大使馆，义愤填膺地向我表示支持。他们还帮我清理来了日常换洗衣服。可惜的是100多册俄文专业书籍，我不能随身携带回国。在离开莫斯科的头一天晚上，刘天民同志来到住处看我，征询还有什么要求。我握着他的双手说：“天民同志，我决定把一年半节省的600卢布捐赠给大使馆，我已托付留在科学院的留学生代交，请你转给有关领导，略表心意。”

当我登上苏图—104航机舷梯，挥手向欢送的人们致意时，我眼睛湿润了。再见吧，令人沮丧的莫斯科！

这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2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当太阳高高从东方升起之时，我们乘坐的苏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时，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首都各界数千人聚集在这里欢迎我们。当我们走下飞机舷梯时，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说：“欢迎你们回到首都来！修正主义不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祖国人民欢迎你们！”

                            (2005-11-10 07:44:27)

                                  周总理的接见

从1962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经过了526天的留学生活，我又回到了原点———北京留苏预备部。不过，不同的是：出发前是一名留苏预备生，而现在是一名辍学的归国留学生；那时我名不见经传，现在作为“反修战士”为世人所瞩目；那时人们饿着肚皮，现在经济困难已经暂时过去，市场又出现了勃勃生机。

我住进了留苏预备部的宿舍，那时学成归国的数百名留学生都住在那里。由于时差、紧张、兴奋和疲倦，我患了失眠症，整整5个夜晚不能合眼。领导得知后，派医生送来了100片装的一大瓶安眠药，但我并没有服用，担心日后产生对药物的依赖性。就这样，我全凭意志的力量来调整我的心理，维持频繁的社会活动。

7月7日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的5名“反修战士”。

7月13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怀的日子，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接见是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进行的，10点整，周总理健步走入接见厅，他依序来到我们面前，一一和我们握了手，并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表情严肃，气愤地指出：“苏共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他们越滑越远了，现在竟然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撕毁教育与科研合作协议，驱赶我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他们这些做法，让全世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反华的企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着，周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颜悦色地与我们拉起了家常，从工作单位到婚姻、家庭一一都问到了。当他问到我学什么专业时，我说：“是研究有机氟化学的，与国防军工关系密切。”他说：“你既然是搞国防军工科研的，我建议你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谢谢周总理的关怀，我是由武汉大学派遣培养的，还是回去报效母校吧！”周总理说：“那也好，我也不勉强你。”30年以后我回忆往事时，觉得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口，如果我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也许我就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7月15日晚，陈毅副总理在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我们5个人，参加作陪的有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外交部、外经部、高教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20多人。宴会开始时，陈毅同志举杯向我们表示欢迎，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连日以来你们辛苦了，今晚彻底放松，我们不谈政治，修正主义不是一个晚上能批倒的，是长期任务。”

那天晚上，我的确过得非常愉快，特别是陈毅元帅的威严、机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约8月初，武汉大学李达校长托秘书曾勉之同志带信给我，他希望能见到我，那时他正在北京颐和园休假。我如约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向他汇报了我的学习和反修情况，老校长见到我十分高兴，中午设家宴款待我。席间，老校长谈兴甚浓，他谈到了武汉大学的问题。他说：“学校围绕着1958年教育革命的问题，党委分成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已经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武大的学术地位不高，令人不安哪！希望你回学校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狠抓科学研究，为办好武汉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约9月中旬，我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学校领导和亲友们的欢迎，见到了出生10个月的儿子毛毛。他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于1962年11月3日出生的。给他取名“维宁”，意指维护列宁主义路线，是我留学苏联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见证。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5）

                       (2005-11-11 06:21:29)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当时的重点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很显然，这一举措是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旨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兴许我是沾了“反修战士”的光。

然而，我并不领这个情，不仅没有任何喜悦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为我一心一意想当一名科学家，这是我从小立下的志向，为此我度过了“十年寒窗”的岁月，而这一任命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当党委书记庄果向我宣布这一决定时，我极力陈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尽管当时强调“突出政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但我自认为还有点“政治资本”，可以讨价还价，一直坚持不到教务处去上班。所以，我这个副教务长是一天班也没有上，一天权也没有当的“当权派”。

5月初，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教育革命展览会”，内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发某些人砍掉校办工厂，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半工半读，打击1958年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等等。这个展览会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武汉大学又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试点。

6月3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武汉大学李达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是由三个人组成的，为首的当然是李达校长；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他是武汉大学1962年整风运动后调来的，1965年初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他是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1966年8月24日，李达校长溘然含冤逝世，这离点名批判他还不到100天。就在他去世以前，7月18日，这位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老党员被开除了党籍。

1967年元旦第二天一大早，珞珈山引爆了一枚重型炸弹———揪出了“炮打中央文革黑炮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作好准备，去承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决不能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

这天早饭后，一群造反派学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勒令我交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材料。我说“没有黑材料”。他们不信，于是七手八脚地翻箱倒柜搜查，他们当然搜查不出什么黑材料。在搜查未果的情况下，他们把气往我身上发泄，勒令我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游斗。

游斗是沿着校园环形大道进行的，整个马路上，用斗大的字写满了批判我的各式各样的大标语，我低着头看得一清二楚。每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召来许多围观的群众，勒令我低头弯腰，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游斗终于结束了，尽管是三九寒冬，但一个上午游斗下来，我已是大汗淋漓。

在以后的十多天里，每天我必须到“9·12先锋队”去报到，被勒令交待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

8月10日这天的批斗会，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走火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待续)

(2005-11-12 08:50:33)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

4月15日，我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这就是全部的家当，这既是我的办公室、会客室，也是我的寝室，我的两年“临时工”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我大呼上了“借调”的当。但是我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

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连日来，我一直在思考“十六字”招生方针，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于是，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会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

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

请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2005-11-13 09:00:50)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

老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而我，论年龄，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但是，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不怕吃苦。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经过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我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

请看：卧薪尝胆，十年耻

(2005-11-15 05:02:59)

武大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根据武大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原因有意想调离北大。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北大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他的“家”不足10平方米，说得准确一些，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大。”

“叶先生，武大虽然没有北大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他很快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后来，他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1984年，武汉大学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请看：韩德培“晶核”之再生

(2005-11-16 07:09:57)

法学院是武大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

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

但是，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当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

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其间我们实施的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插班生制等6项教学制度的创新，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它们是全校师生奋力拼搏的结果，因此那时武汉大学获得了“高教战线上的深圳”的美誉。这些改革措施，曾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也影响着全国高等学校的改革，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全文完明天连载《陈逸飞的艺术人生》